原标题：“让社会决定你行不行”“中国式辞官”的逻辑与现实
作者：刘斌
“让某个人来决定你行不行，你被误判的可能性很大；让社会来决定你行不行，你被误判的可能性很小。”
“小公务员辞职大多因为内因，大公务员辞职大多因为外因。”
安徽基层公务员朱旭，正在认真考虑辞职的问题。
“我每天要开车到离家23.5公里外的地方上班，6点半以后下班，每月工资到手不过2500，总结起来就是钱少活多人累。”朱旭经常在心里算这笔账，“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
朱旭是一名80后，刚刚参加工作三年。2011年，在公务员和银行两种职业面前，他选择了前者。三年后，他后悔了。
身为领导秘书的他，每天被各种琐事缠身。有时光传达会议通知，他用一个固定电话加上两个私人手机，最多一天打两三百个电话。7月，上级要求写反腐对照检查材料，朱旭几个晚上都没回家，睡在办公室写材料。他给自己总结：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
想当初，朱旭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动力，一方面源自社会对政府官员的普遍定位——稳定的工作以及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他认为普通企业员工可能有比公务员更高的工资福利、更多的个人自由，但不具有足以支配社会民众、影响社会走势的公共权力。
但是如今，中央八项规定对公务员的规范愈发严格，不仅以往的一些福利待遇被一笔勾销，工作强度也与日俱增。“绝大部分公务员都只是普通的工薪族。”当公务员的性价比大打折扣，朱旭发现周围很多人的积极性下降了。身边的一些公务员开始考虑另一种选择——辞职。
“亮丽的光圈，憋屈的活”
总体来看，有意或者已经辞职的基层公务员，多以80后年轻人为主。为了互相鼓励打气，他们还建立了各种QQ群。在一个名为“公务员辞职共勉群”里，北京公务员周鹤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公务员辞职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工作辛苦，如基层民警等；二是待着不得志，领导好恶决定个人升迁，长期下来心情抑郁；三是经济上不得满足。”
河南公务员何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某地级市市委办工作，主要负责党政通讯。进去三个月他就想离开，他原以为公务员“工作不累，待遇不错”，进来才发现，为了每个月两千的工资，他常常要加班到深夜一两点。
如果有领导过来考察，何琨要赶紧写出一份报告；省里面有紧急任务，何琨得赶紧调查、跟踪、处理。加班与否总是随机的，突然的检查和学习活动都会占用下班时间。碰上值班，有时24小时都离不开单位。
何琨觉得晋升很不靠谱，单位里有人32岁了还是个副科，只比他高半级；他上面还堆了那么多年轻人，他也不觉得自己比人家强多少。
上个月刚提出辞职的王卫星，也是多种原因叠加的结果。王卫星是浙江某地级市副科级干部，他曾经先后在乡镇、县级市委组织部、地级市党委办公室工作。他明显感觉现在浙江省领导对工作抓得很紧，基层压力大，“我乡镇的朋友，周末都是穿个迷彩服去村子里拆违章建筑，要么就是去湖边捡垃圾”。
王卫星辞职的导火线是今年新领导上任。因为王卫星与老领导走得很近，如今完全被“架空”。作为一名浙江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已经做了5年公务员的王卫星，感觉越来越没意思。“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戴着一个亮丽的光圈，干着一份憋屈的活。”王卫星说，“你想干得好，首先要拿出一个服务的态度，不是服务群众，而是服务领导。”
这不是王卫星一个人的感受。在中国党政机关，领导个人好恶往往决定下级干部的未来。北京公务员周鹤深有感触：“领导要提拔谁，如果此人群众测评好，那就‘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测评不好，那就‘不能唯票论’。”
“我觉得社会上还能大致遵循‘付出得到回报’的规律，也就是说你的人生价值高低不取决于某个人，而是取决于社会。”周鹤认为，“说白了一句话，让某个人来决定你行不行，你被误判的可能性很大；让社会来决定你行不行，你被误判的可能性很小。”
公务员辞职除去个人因素外，还有外部动力：要么是自己家庭有经济基础，不担心以后工作问题；要么是自己有技能基础，出去后对自己仍有信心。从工商局辞职的赵冉如今管理一家企业。“实事求是地讲，家里本来就有这方面投资，也缺少人去管理，是我辞职的导火线。”赵冉认为，“公务员辞职需要勇气，也需要一定的基础。”
王卫星辞职后的去处也早就找好了，一个选择是跟随以前的老领导，在杭州一家银行做事；另一个选择是跟随朋友在上海创业，“对方的企业已经做得不小了。”王卫星更倾向于后一种选择。
北京公务员周鹤既无显赫家庭也无强大人脉。中文系毕业的他，准备用三五年准备英语和司法考试，如果时间来得及，他还考虑“其他门槛较低的证件”。周鹤不赞成没有谋生技能就贸然辞职，“头脑发热地出去，前景很危险”。
从公开媒体报道看，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辞职，显然都有了不错的下家。2014年7月，央行上海总部原副主任凌涛在退休前一个月“裸辞”，空降均瑶集团，以避开中组部关于司局级干部退休后到企业任职的相关限制性规定。2014年2月，广州萝岗区副区长王建新辞职，当时有消息称其将“跳槽”至央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2013年9月，被称为“警界新星”的广州公安局原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任格力电器副总裁。
“小公务员辞职大多因为内因，大公务员辞职大多因为外因。”周鹤总结道。
朋友支持，父母反对
真正迈出辞职一步之前，公务员们往往会征询亲朋好友意见。一个明显反差是：父母以反对为主，朋友则多数表示支持。
河南公务员何琨打算辞职时，父母劝他珍惜，好好想清楚。何琨觉得自己想得够清楚了，他想先去考研，以后干一份真正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工作，“至少你挣了什么你敢拿出来花”。
何琨反过来劝父母，告诉他们现在的公务员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印象中，公务员很清闲，有很高的灰色收入，还有特权能给亲戚帮忙。现在还是早点出来的好，“而且你们也没有后台，想让我很快地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我爸还比较开明一点，我妈就是强烈反对。”已经提交辞职报告的山东公务员刘旭光说，“山东传统观念比较浓，讲究学而优则仕，小孩学习好，考上大学，最好的出口就是从政当官。”
年轻公务员的父母多从计划经济走来，过往的生活经历，已经让他们高度认同于体制内工作带来的职业荣誉感和稳定性。刘旭光母亲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考上公务员是多少人羡慕的。大学毕业后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你能通过考试进入这种机关单位不是挺好么，人要知足。”另外一个不足道的原因是，刘旭光从政父母脸上有光，“在亲戚朋友面前有面子”。
大学同学倒是很赞成刘旭光辞职。他们觉得没必要窝在小县城，“就算你以后当上领导，我们见面喊你一句书记、局长的，那又能怎么着？天天忙得不着家，酒场不断，过那种日子干吗？”
年轻人的想法显然已迥异于父辈，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改革开放后，市场的力量重新被发现，做官越来越不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标准。安徽基层公务员朱旭就常常跟楼下的外地小老板做比较：自己靠父亲辛辛苦苦的存款，才买了一套100平米的中等户型房和一部经济型车；反观楼下小老板，车从几年前的五菱荣光到丰田汉兰达，再到现在的奥迪Q7，一年一个大变化。
“当然，人家很辛苦，起早贪黑。”朱旭每天早上醒得也很早，因为睡不着。一想到上班如此之忙，他就很有恐惧感，“人家忙是为自己，我是为了什么？”
辞职过程漫长曲折
公务员辞职，官方的定义是，“公务员根据本人意愿提出，并经过任免机关批准，依法解除其与机关的职务关系，或者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辞去所担任的领导职务。”
现实中，公务员辞职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单位。“单位肯定不是说你想辞职就辞职，需要一系列流程。”在地方司法局工作的王萍，向单位提出了辞呈。最初领导先让她再考虑一下，其实是在观察王萍是不是闹着玩，或者在单位是否受到了排挤和压力，“他会想办法给你一定的阻力让你不辞职。”
等到王萍明白无误地表示，确实不愿意干了，领导才知道王萍真是铁了心。接下来的程序很复杂漫长，“首先给单位写申请，单位审批之后还要给人社局审批。人社局同意后，再跟组织部门开会协商。”王萍从今年四月提出辞职至今，四个月过去手续仍未办完。
吴晓云也遇到了辞职难题。他是一名一线城市法官。2013年，他向单位提出了辞职，但单位领导不同意，理由是他未满5年合同期。但吴晓云清楚，领导更担心辞职之后上级会有看法，“另外，基层法官的确很缺，没人干活”。然而吴晓云还是想办法请了病假，不上班了。他找到一家接收他的国企，在国企正常上班。
拖到2014年，五年合同期满，原单位领导还是不放他。国企领导已经向他表示，正式到新单位上班后，其级别职称仍保留。吴晓云很担心，“如果法院辞退或者开除了我，就不能正常把关系转入国企了。”
公务员退出机制显然还不健全。由于中国公务员主动辞职者仍占极小比例，在同事和领导眼中，辞职者成为“异类”，他们甚至担心辞职者另有目的，这也造成了辞职程序的不完善。
对于去意已决的公务员，单位领导终归还会同意。但是，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辞职公务员普遍反映过程漫长。浙江副科级干部王卫星提出辞职后，领导“恳切”挽留，不过，单位最终同意了他的辞职申请。因为要凑够5年最低服役期，王卫星还要继续在单位工作到今年10月份。“我也可以直接自己走人，等着单位辞退。不过这样也没意思，再领几个月工资好了。”
河南公务员何琨辞得还算顺利。当他决定离开公务员队伍后，悄悄准备考研究生。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法学院。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何琨向领导提出辞职。领导也没有挽留。
重入校园的何琨相信，他不会再进入体制内了。在他看来，体制仿佛是一座围城，无论有多少人出来，每年还有很多年轻人往里挤。“这可能是观念问题，大家觉得一旦你能升到关键的岗位上，有了地位，什么都能跟着来。”何琨说，“这是外面人的感觉，真正走进体制内你会发现，这个‘一旦’很难到来。”
“假如说公务员像传说中的福利好，或者就是看看报纸喝喝茶就能混过去，我可能也就安安稳稳过下去了。”领导秘书朱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公务员只是一个职业，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中国人把它神化了。大家如此关注公务员辞职，是不正常的现象。”
朱旭正在积极寻找下家，他很想去银行工作。对辞职，他的总体态度是：“骑驴找马，理性辞职，越跳越高，不能感情用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朱旭、何琨、王卫星、吴晓云、刘旭光、周鹤、赵冉、王萍为化名。）
